七、“闻角”而兴的晚年词作
——《闻角词》
20世纪末，为父亲编订“全集”，《濡露词》结集至1952年近十年间，词作是一个空白。1949年秋，父亲大病卧床，中辍了笔耕，而1949年之前，父亲于学术研究之外，创作上有小说、有诗歌，不可能没有他所说“习而嗜马”的词。2001年父亲的弟子周汝昌觅得父亲自1941年以后近二十年间给他的信札中的一小部分（也有百余通），其中1948年春的信中有一首佚词《踏莎行》，证明了我的看法，这一时期定有词作，以待后人辑佚。
1952年春末，父亲病体初可，就开始日日读新书、临章草，到九月初，恢复了诗歌创作，至十月十八日，他以一首《清平乐·自笑》开始了自己人生最后一个阶段的词章创作，词既题曰“自笑”，确是甚为诙谐的一首作品：
睡余饭饱，窗下临章草；学习毛书、文件了，又理野狐禅稿。前贤着意区分；新诗信口胡云：忙个一天到晚，这番真是闲人。
一首带有玩笑意味的小词，确是父亲大病新愈后生活与心情的写照。从中似能体味出东坡居士当年大病初愈时“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的味道。词中“野狐禅稿”是对当时进行的章草碑帖校点及诗歌作品的谑称，所以下阕接有“前贤”、“新诗”二句。这首小词还有一个细微处不可忽略，父亲在词的旧格律基础上，加了新式的标点。他此后的词作都使用这种新式的标点。这是父亲晚年词作在形式上的一点小变化。这首小词连同另外两首“礼赞”之词——《鹧鸪天》赞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和平大会、《浣溪沙》赞工、农、兵及毛主席——都在信中抄寄给好友卢季韶和弟子周汝昌，让友人弟子同享自己重获健康又欣逢盛世的欢快之情。
1953年春父亲重返教坛执教津沽，创作激情空前，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几乎每周都有新词见诸报章书刊。每逢重大节日、纪念日，大的社会活动、建设的新成就、社会的新面貌以至历次的政治运动，都会在他的词作里得到反映。父亲是在以词这种旧的文学样式，紧跟时代前进的步伐。尽管其中有的作品在今天看起来已是不合时宜，但父亲当年确实是以一颗年轻的心，满怀由衷的情意与热情的歌颂进行创作的。而且父亲对自己数年来的创作有着清醒的认识与反省。1958年岁末在给卢季韶的信中坦言：“两三年来所作词有百余首，大半有政治性，甚至赶任务，配合运动，不免是‘急就章’。若严加删选，或有半数不致刺目。”信中着重点是笔者所加。确实如父亲所言，我记得，那时有的报刊为了配合形势，前来家里向父亲约稿，甚至有的编辑记者就坐在父亲的书房里立等词作。
转年1959,父亲履行了致老友信中的话，将七八年来的词作加以遴选，编而为集，题名《闻角词》，并写有百余字的“题记”。他老人家自己编订的最后一部词集未曾印行，就毁于“十年动乱”之中，我们已无缘得知他是怎样对自己词作“严加删选”的了。所幸“题记”尚存：
卅年前读尹默师《秋明集》，其《破晓》五律一首发端即曰“破晓闻清角”，甚喜之，至今弗能忘，故名吾词为“闻角”。角者，号角也。建设事业，云蒸霞蔚，一日千里，每读报未尝不鼓舞奋发，譬闻角声，号召前进。词名“闻角”，是其义也。
父亲摘引尹默师旧作题集，又赋予了新的含义，这是父亲晚年对事业、对人生奋发励前的精神体现。
步入新社会时父亲已是暮年，他老了，大半生的艰辛早已摧毁了他的健康。作为诗人，他除了熟知大学校园这个环境，已不可能深入到新社会其他领域的新生活中。有时他的创作激情就来源于他与生俱来的爱国热忱和读报所得的新感受、新信息。生活的局限使父亲的词作偶尔也会出点小“笑话”——他歌颂钢铁工人的词，把炼铁的平炉马丁炉当作了高炉，写出了“万丈马丁炉”这样的句子。词在报纸上登出来以后，一位普通工人寄信给他，指出了这个错误。父亲很感激这位工人，把自己的错误和工人同志来信指正的事讲给家人、同事、学生，也深感自己离现实生活太远了。不过，这件事也从另一面看出，父亲晚年诗词的语言风格，经过有意识的努力，有了很大变化，他的诗词作品已经得到工人同志的关注，被工人同志接受。的确，父亲晚年词作语言，不仅通俗明畅，而且运用了当时新的语汇及熟语、俗谚，使词这种古老的高雅的艺术向大众贴近了一步。
父亲这一时期尝试着以词的形式作为论学的载体。弟子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书成之后，父亲于1954年以一首《木兰花慢》写赠弟子，上阕言“红楼”旧址，下阕兼赞《红楼》与《新证》二书。这首词当年不曾发表，也不曾留有底稿，直到40余年后周汝昌先生出版学术专著《红楼访真》，以之作为全书“题词”，方始公布于世。1956年10月，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父亲作了一首《木兰花慢》，在所任教的天津师范学院中文系举行的纪念大会上朗诵。当时1956级新生刚刚入学，在纪念会上见到了崇仰已久的老教授，并聆听了老教授亲自朗诵的诗词，很多同学感到这是考进天津师范学院的荣幸。当时中文系学生办有一份“油印”的刊物《青年文艺》，向老师索要原稿，父亲丝毫不因为刊物简陋而拒绝。他说，词稿就是写给学生的，当然是在学生自办的刊物上发表。词曰：
去来三十载，所爱读，大文章。有鲁迅先生，先之《呐喊》，继以《彷徨》。悠扬、旧时《社戏》，驾鸟篷萧索望家乡。“日记”始于何日？“狂人”漫道真狂。
荒唐、礼教甚豺狼，《祝福》也悲凉。怎导致《离婚》，木姑奋斗，枉自奔忙。茫茫、一条道路，算“阿Q”孤独更堪伤。天上人间何限，皇皇日出东方。
词作编织进鲁迅先生小说集、小说、小说人物的名称，由于其中精粹的点评，读来只觉意趣盎然，没有丝毫游戏文学的意味。这首词在天津《新晚报》发表时，父亲特地加上了四处共约七八百字的注文，析说自己的词作及对鲁迅小说中人物的理解。可参看《今晚报》20061014缪志明《顾随一阕〈木兰花慢〉》。为词加较多的注文，在父亲晚年的词作中并不鲜见，也算得上是父亲晚年词的一个特点。这之中，有着一位老诗人希望人民大众能接受“词”这一古典的文学样式的苦心，也有着使“词”这一高雅艺术趋向通俗化的用意。这首《木兰花慢》当年在同学中间传诵一时。想不到43年之后，1956级中文系同学入学43年，毕业39年聚会于石家庄时，当年的青年学子都已年过花甲，大家凑在一起还在背诵这首《木兰花慢·鲁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纪念作》，会后编订联谊纪念册时，又把这首词置于“母校芳踪”一栏之中。
附1:
和晚唐五代词人之《积木词》
父亲在创作的六种词集而外，另有“和作”词集一种——《积木词》。《积木词》共三卷，上卷和韦庄《浣花词》54首；中卷和《花间集》中温庭筠、皇甫松、顾夐、牛峤、魏承班、尹鹗、毛熙震诸人之作，共53首；下卷和冯延巳《阳春词》46首，共计153首。扉页题辞为：“香烬炉烟余淡雾，轻盈还恐随风去”，集前有“自序”，并有俞平伯先生为此集所作序，后有题卷尾诗6首。词作于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1月止稿。父亲在1933年秋编订《留春词》时，已有“后此断断乎不为小词”之决心，何以两年之后又大为而特为至于150余首，相当于前两种词集的数量。父亲在《积木词》之“自序”中坦言此乃“破戒”，又“自释曰：此和也，非作也。”此一番“和作”之用意，若依“自序”所言，不过是病中借之以排遣无聊、消遣时日，而究其实质，是父亲致力于词的一个学习的过程，一个突破以往的过程。父亲所以有“断断乎不为小词”的决心，《留春词》之“自叙”中曾有生动的譬言：“于此小小园地开垦种莳者有年，地力渐薄，人力不继，天时又乖，则其中之植物或种焉而不生，或生焉而不茁壮、不华、不实，华焉实焉而不肥不腴。”此前他即已曾向好友卢伯屏直言：“自来作家，年龄既老大，则其作品亦逐渐趋于硬化，而衰老，而干枯。”见卢伯屏《荒原词》序。父亲这实际是要作就作好、作不好莫如不作的严肃的创作态度。他不为小词不是停止前进的步伐，而是本书“留春词”一节中所说过的“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为“诗”是一种“他体”，“和作”也是一种“他体”。此际之“和作”，对于词的创作园地来说，就是灌溉以增加地力，滋养以增强人力。父亲后来和晚唐诗人韩偓的《香奁集》时说过，他之和古人之作，不是取其形式只步古人原韵，更主要的是揣摩古人的情意，体味古人的风格。此时和晚唐五代词人，正复如此，实际是一个灌溉与滋养的过程。
父亲的词创作本无所师承，所以他作词时，没有前人创作规范的束缚，内心“并无温、韦如何写，欧、晏、苏、辛又如何写之意”《苦水诗存·自序》。。他在1928年4月12日写给卢伯屏的信中，坦述自己词创作的态度：“其实老顾填词，只要以词之形式，写内心的话，不管艺术化与否耳。”而倘若以此就认为他的词创作是闭门而读词谱、依词谱而自造词就是大谬的了。父亲自读词之初，即极喜稼轩，且终其一生，不曾改变。“吾之所以喜稼轩者或有变，其喜稼轩则固无或变也”。《稼轩词说·自序》。父亲词作的“爽健飞扬之致”即得之于稼轩。父亲遍读两宋词人词集，他在20世纪40年代给弟子周汝昌信中说，对于宋人词作确实下过一番工夫。如此，在创作中，自能吸收他们的所长，即使像朱敦儒这样尚不能称为“大家”的词人，父亲也从他那里学得了“率真疏放之致”。他在1935年专和晚唐五代词人之作，又是向晚唐五代词人学习，经此一番揣摩，父亲的词作又“增加了一份深情远韵之美”以上引号中之句均出自叶嘉莹《顾随文集·代跋》。。积木词的和作对父亲此后的词，尤其是身处沦陷区这特殊境遇中的词之风格，确实有着直接的影响。
至于此一词集何以竟名之为“积木”。父亲在《积木词·自序》中，有很风趣的解释：“余之弱女喜弄积木，长短方圆，依势安排，当其得意，往往移晷。此一卷和词，其余病中之积木乎？”这其实是一种自谦之辞，依我看，这确是“积木”，但不是游戏之积木，学识修养又何尝不如木之积累终成建筑耶！顺便提一句，父亲所说的“弱女”，当是我的四姐之燕，她那时已近四周岁，正是玩积木而上瘾的时候，那时五姐之平还不足两周岁，大概还不可能自己玩积木而至“移晷”，而我，那时还不曾来到这世上。
《积木词》编订完成，万事俱备而欠东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不曾付梓，原稿在人手传看中不知流落何方。今仅存之和词49首及“自序”一篇、题卷尾诗六首均是当年弟子叶嘉莹所手录而保存下来的。俞平伯先生的序文原刊于1936年《词学季刊》一卷二号，后收入他的《燕郊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