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坚贞的操守爱国的情怀
——作于沦陷时期的《霰集词》与《濡露词》
父亲在1933年秋《留春词》结集的时候,在《自叙》中曾有“后此即再有作,亦断断乎不为小词”的话。父亲只在1935年下半年至1936年1月间,和晚唐五代词人之作而成《积木词》一册,待到他再次将创作之笔移向于词,已是身处沦陷区北平的时候了。
“七七”事变后,父亲困居沦陷区北平,八年抗战,他在北平坚贞自守,无时无刻不在关心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时时怀念着故国,时时盼望着光复,于是他又开始填词了。他把全部的苦闷与期望、坚贞的心意与期待都注入到词作之中。关于这一番凄苦的情意,父亲自己曾有述说,只是迫于当时形势,表述得较为幽隐曲折:
曩者自序《留春词》,曾有“断断乎不为小词”之言,盖其时立志将专力于剧曲之创作也。其结果则为《苦水作剧》三种。然自是而后,身心交病,俯仰浮沉,了无生趣,构思命笔,几俱不能。而词也者,吾少时之所习而嗜焉者也。憩息偃卧之余,痛苦忧患之际,定力既弛,结习为祟,遂不能自禁而弗为……《濡露词·小记》。
《苦水作剧》结集于1936年岁末,所谓“自是而后”,实即指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至于何以“身心交病”,何以“了无生趣”,何以“痛苦忧患”,自是当时所不能明言,而当时及后世的读者都是了然于心的。
父亲自1937年秋至1944年春,共存词98首。1937年“七七”事变至1941年12月初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这一段时间的词作66首,编订为《霰集词》而印行;1943年秋季一个月间得词22首,编订为《濡露词》而印行;两词集之间的二年余时间里,零星词作存10首,辑为《倦驼痷词稿》,附于《濡露词》之后印行。
《霰集词》封面
印行《霰集词》的时候,限于当时的条件,已不能有十余年前好友冯至所设计的规格,只能因陋就简,平装小32开报纸本,封面也只是较内页略厚一点的白纸,印有三个较内文略大一点的“霰集词”三个字。这在当时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了。父亲在青年时就曾以自己的情绪、生活都能有作品记述为幸事,“侥幸我总算把每一个时期的情绪与思《霰集词》第6、7页想,都用了各种不同的文体写了下来。每一翻阅,便觉得我无论在过去的哪个时期都‘算’的的确确地生活着”。1928年9月14日致卢伯屏信。此刻,身处1941年岁末的北平,“因陋就简”而印行《霰集词》,正是以“少时之所习而嗜焉者”的词,记录下一段艰难岁月中的凄苦心境。词集何以名为“霰集”?“霰集”乃父亲表字“羡季”的谐音,此其因之一也,是最表层的用意。父亲喜爱自然景象中的霰,星星簌簌,集而成景;父亲将1937至1941年五年间的词作汇而为册,如霰之集,此其缘由之二;父亲二十余岁在山东时,曾设计、筹划将友人们的作品汇编为合集,定名为“集霰”事见致卢季韶信。,可以为证。至于霰的洁白晶莹,这当是父亲更深层的取义吧!而《濡露词》的印行,完全出自弟子史庶卿(即当今文博大家史树青)的筹办。父亲在词集卷末的《小记》中言:“此《濡露词》一卷,则皆去岁秋间病中之所作也。计其起讫不过一月耳。史子庶卿见而好之,既得余同意乃付之排印。”印行之时乃1944年春,则创作之时即1943年之秋季了。集名“濡露”,我想是取义于杜甫“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北征》。的句意。父亲于词,最推崇者乃稼轩,于诗,则老杜。父亲这一时期在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唐诗时,不止一次谈到杜甫《北征》的“山果多琐细,罗生杂橡栗。或红如丹砂,或黑如点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齐结实”。而且,就在父亲创作这一卷词(秋季)之几乎同时(初秋),弟子史树青将自己的词作编订为《几士居词甲稿》而印行,请自己的老师为之作序。父亲在弟子词集的序文中,将词人少时之作比作“春日花蕊”的“风姿情韵”,而将壮老之作比作“雨露所濡甘苦齐实”《几士居词甲稿·序》已收入《顾随全集》。。父亲词集名“濡露”固然是在说此乃自己壮老之年所作,但其中更有深层次的“甘苦”在焉,因而集名本身已暗含鲜明的时代印记。
《濡露词》印样“霰集”、“濡露”这两种作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时期的作品,有着与前此诸集不同的面貌。近百首词几乎全处于愁情的笼罩之中(只有两首是例外),且这愁情全是具有时代命意的家国之愁,全无传统词作中“小我”的“闲愁”。全部词作贯穿着幽婉却又坚定的情意,再难觅得往时词作慷慨愤激之情与飞扬健举之气。更多地以比兴喻托来抒怀,甚或时用典故把情意抒发得更为幽隐深沉。几乎全部是情致深婉的令词(尽兴抒情的长调仅有一首《烛影摇红》)。这些正是特定年代特定境遇中,父亲词作在内容、情意以至艺术表现诸方面产生的必然的变化。
词作首先表现了国土沦丧带来的国家民族的巨大灾难。1937年秋父亲有《南乡子》(四首),“其三”下阕有句:“从此长空晴日影,无期,天北天南滑滑泥。”1939年《浣溪沙》(二首)有句:“暮霭无边粘乱草”,“飞霜如雪打枯枝”。都是以自然景象的凄迷,象喻祖国大地蒙受的苦难。1938年的一首《灼灼花》更是对此最直接的表现:
《濡露词》首页
日落苍茫里,夜色冥冥起。天外疏星,枝头宿鸟,楼前流水。便天公着意酿荒寒,甚荒寒如此。多少伤心事,放眼愁无际。一度登高,一回念远,一番垂泪。算人民城郭已全非。只江山信美。
上阕以自然景物为象喻,下阕直述江山信美而城郭人民面貌全非。念远,垂泪,内心的沉痛难以言表。词,限于它的形式与传统的创作理念,对于家国民族的苦难,只能是象征的、概括的、隐喻的,而不可能有更具体的表现。但父亲又是小说家,上一章所述的《佟二》对此有洒泪泣血的描述,词毕竟只能是词。
面对苦难中的祖国,父亲滞留于沦陷区的北平,限于家累,父亲不能与师友弟子一起共赴国难,内心承受着极大的痛苦与煎熬。他感到无法疗治的内心伤痛——“木棉裘暖奈心寒”;他感到无止无歇的悲愁——“伤春才罢又悲秋”;他感到生命已先于躯体提前终结——“此身未了此生休”;他甚至对不谙世事的小女儿的欢声笑语产生了烦躁——“剧怜儿女太喧哗”1937年《浣溪沙》(三首)。。父亲有一首以幻想的事象写成的象征化的作品《临江仙》:
记向春宵融蜡,精心肖作伊人。灯前流盼欲相亲。玉肌凉有韵,宝笑生痕。可奈朱明烈日,炎炎销尽真真。也思重试貌前身。几番终不似,放手泪沾巾。
父亲以蜡人象喻一个美好的事物、一种美妙的理想,但它现在被现实无情地毁掉了,再也无法重现,留给人的只有无尽的愁思与泪水。到1941年秋季,北平已沦陷了整整四年,父亲在燕京大学的课堂上,又从一个具体的角度向学生讲述了这首词。现今早已是人类学专家的王辅世先生回忆了当年的情况:1940年岁末冬至日词作手迹
“顾先生说他在‘七七事变’以前写了许多诗词。那时心思敏捷,得心应手,信笔写来,都成佳作。‘七七事变’以后,大半个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被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他在沦陷的北平,亲眼看到凶残的日寇镇压中国人民,无耻汉奸助纣为虐欺侮自己的同胞,所以他的心情悒郁,文思锐减,再也写不出好的诗词来了。”“他以蜡人譬况诗词,把自己比做捏蜡人的工匠。巧妙的是他用朱明烈日影射日本帝国主义,收到双关的效果。1941年北平在日伪政权统治之下……顾先生竟敢在课堂上表述自己的爱国热忱,不畏日寇迫害……”《忆爱国诗人顾随的两件小事》见《顾随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当时的“燕园”尚可称是一块未被日寇控制的净土,父亲尚能在讲台上做如此讲述;待到1942年以后,父亲滞留北地的痛苦更为深重,表现得也更为凄婉。如《濡露词》中的《鹧鸪天·不寐口占》:
老去从教壮灰,那堪中岁已长悲。篆香不断凉先到,蜡泪成堆梦未回。星历落,雾霏微。遥山新月俱如眉。寒花无数西风里,抱得秋情说向谁。
《濡露词》的印制,仿《无病词》等集的规格,其扉页题辞即此词中“篆香”、“蜡泪”二句,是对全部词集的情感,一个诗化的概括。
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怀,在父亲的词作中本是一脉相延的,此时身处沦陷了的北平,这种情感更蒙上了一层悲剧的色彩,化作对故国的思念。如1938年《灼灼花》之“南望中原,青山一发,江湖满地”,1940年《鹧鸪天》之“添恨绪,减诗情,江南昨夜梦中行”,《御街行》之“此心耿耿,予怀渺渺,魂绕天涯路”,故国,那是父亲魂牵梦绕的地方。对故国的思念有时是以对南去友人的思念为寄托的。如1938年《浣溪沙》之“何限凭高怀远意,几行和泪寄愁书。衡阳今岁雁归无?”以衡阳雁归与鸿雁传书之典,寄寓更广博的家国之念。1939年《临江仙》之“三载别来音问简,相思牵尽柔肠”,是更为明白易晓的托喻之语。1939年深秋,情逾手足的兄长卢伯屏突然病死于南下途中,父亲与屏兄间的情谊,拙书第二章已略有述及,如若读过父亲“全集”中十年间致卢伯屏的信札480通,自不难想到父亲此刻的悲怆。三姐之惠曾告诉我,父亲得到卢大爷的死讯,痛哭失声,连续多日心情不能平伏。《霰集词》中悼屏兄的词有14首,“不道生离,竟成长往,犹自盼归来”(《少年游》),“便教来世为兄弟,话到今生已惘然”(《思佳客》),“听雨联床曾笑语,眉舞,便回凉夜作春温。遥想一抔荒草里,无际,长空漠漠结寒云”(《定风波》)。无一不是血泪交迸的悼念之词,而究其深层次的情愫,实又隐含着一种时代的悲情。
父亲并没有被苦难和悲愁压倒,坚贞的操守与胜利的信念支撑他苦度八年的岁月。操守与信念在词集中都是以曲折幽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父亲对国家民族坚贞的节操,有时借了禅语来表现。如1937年的《鹧鸪天》:“逃绊锁,耐饥寒。黄昏独自掩禅关。袈裟犹是京尘染,一卷华严带泪看。”字面看似是写遁隐佛门,然而忍饥耐寒闭门自守不受羁束,正是宣布自己绝不同流合污的高洁持守,身披的僧衣乃旧尘所濡,手捧的佛经(华严)带泪而读,坚持操守的情意流露得更为鲜明。父亲有时又是用了屈原香草美人的比兴寄托手法。如1941年的《眼儿媚》:“严妆和泪无人见,强理旧眉残。纵翻新谱,不描新月,不画春山。”字面看近似“花间”词之写女子梳妆,而其中寓托的深意是颇耐寻味的!和泪着严妆,画旧时眉样,不照新谱描画时兴的新月眉、春山眉,正是坚持操守不改初衷绝不事敌的心意的象喻。如若联系此一时期的剧作《馋秀才》来看,用意更为彰明。《馋秀才》一剧的创作情况本书第六章有记述。父亲有时在词中更借用典故来抒发这一情怀。如1943年的《临江仙》:“诗心禅定互低昂。不辞三折臂,从教九回肠。”“诗心”简言之为理想,“禅定”简言之为坚定的意志;“三折臂”之典出自《左传》中的“三折肱”与屈原《九章》的“九折臂”,而父亲之“三折臂”只取其不惜自赴苦难自我牺牲的含义;“九回肠”之典出自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之“望邦畿兮千里旷,愁遥寄兮九回肠”,则是遥望故国甘愿忍受断肠的悲伤。用典,本来是诗词创作中一种抒情的手段,而父亲此时之用典,却是更有一番不得不尔的苦衷。